作者：熊航（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李谷成（华中农业大学宏观农业研究院）
数字技术推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深刻变革，数字经济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引擎，正引领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数字经济实践的蓬勃发展为中国特色经济学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也提出了新的需求。信息技术和大数据在经济中的深入应用加快经济学研究范式的转换和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创新。新的研究方法的运用要以更好地解析中国经济现象、回答中国经济问题和论证中国经济主张为目标，不断夯实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三大体系的理论根基。
过去近半个世纪一个最为重要的中国经济现实就是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这既是伟大的经济实践，也是传统经济学理论特别是西方经济学理论难以解释的经济奇迹。解析中国特色经济学现象、讲好中国特色经济故事是中国特色经济学研究的当然内容和应有之义。创新数字时代的中国特色经济学研究要深刻认识中国经济的独有特征，充分观照中国经济的独有现象，系统论证经济系统和经济实践的中国特色。
解析经济运行方式的多规则特征。长期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理念和经济政策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及其中国化的一系列理论成果为根本指导，在经济实践中借鉴了西方经济理论的有益成分。作为数字经济关键生产要素的数据具有公共物品属性，而数据驱动的生产方式具有网络外部性特征。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在明晰数据权属关系、分配数据权益、避免“数字鸿沟”和保障数据安全上将发挥不可替代的宏观调控作用，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自我调节作用的互补性在数字经济中被赋予了新的意义，也得到了新的强化。数字时代的经济学理论需要发展对政府宏观调控与市场自发调节的边界、效率和公平并重原则等基础性问题的认识。
关注经济决策行为的多主体特征。政府和公有制经济主体在我国经济活动中扮演了独特角色，我国政府不仅是市场经济的“守夜人”，还是经济创新的“策源地”和经济力量的“孵化器”。各级政府积极开展招商引资、建设基础设施、优化公共服务和营商环境，更以国家战略来推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数字中国等重大经济发展行动。公有制经济主体在数据的采集、处理和应用中能够发挥规模效应所带来的优势，有利于打破“数据壁垒”和解决“信息孤岛”。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特征将进一步增强。数字时代的经济学研究，既要挖掘公有制经济主体在构建完整产业体系、建设基础设施、开展科技攻关、应对重大风险和保证经济发展成果共享等方面发挥的独特作用，又要关注去中心化、自下而上转型、分布式经济学等趋势。
重视经济复杂系统的多层次特征。作为经济行为主体最小单位的自然人及其社会关系，我国传统乡村社会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构成的网络，呈现出“差序格局”，不同于西方社会的“团体格局”。一切经济活动都嵌入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社会网络是介于经济总体和行为个体之间的中间层次，是联通宏观和微观层面的过渡层面，往往也是理解宏观经济现象发生机理的关键之所在。互联网时代的社会关系网络具有虚实结合的特性，其范围更加广泛、交流更加便利、互动更加高效、层次更加多样，经济系统的复杂性随之显著提高。社会分工、交易方式、劳动关系、经济合作形式等随之发生深刻变革，成为数字时代经济学必须重视的研究话题。
把握经济社会发展的多目标特征。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目标性、规划性更强，比如生产力布局、区域发展战略、国家重大工程和建设项目等均通过“五年规划”做出设计。更重要的是，我国的经济发展目标具有全面性和长远性。例如，东北振兴、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和东部现代化的发展目标覆盖了全国不同区域、照顾到了不同发展水平的人群。“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理念体现了维持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平衡的双重目标。脱贫攻坚和共同富裕体现了如何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在数字经济时代，不同人群的经济发展诉求能够得到更充分的表达，从而能够进一步充实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数字化的统计手段、分析和预测方法的应用有利于在更大时空维度下增强我国经济的多目标性。数字时代的经济学研究可以为多目标特征下解释和预测中国特色经济贡献更多的智慧。
在数字经济下，多规则、多主体、多层次和多目标的特征使得针对我国经济的研究面临个体高度异质性、内生解释变量、非线性因果关系、非平稳时间序列、非结构化数据、分层逻辑关系等一系列复杂问题，对传统经济学研究分析方法带来巨大挑战。目前的计量经济学分析方法在我国经济研究中大多以应用西方经济理论来解释我国经济发展的现象为主，过于强调经济理论的普适性，而较少关注中国经济实践的特殊性。以信息技术和大数据为依托，计算分析方法和数据分析方法能够更为系统深入地刻画和分析我国经济独有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例如，仿真模型能够定义类型多样、数量众多和特征多重的行为个体，能够模拟异质性个体在复杂关系网络和多项行为规则下的行为与互动，能够生成微观个体行为加总后所“涌现”出的宏观现象。大数据分析则能够处理多源高维异构的个体特征数据及非平稳的时间序列数据，识别和预测开放复杂经济系统中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总之，研究方法的创新需要更加充分地考察我国独有的经济现象和经济活动，研究在传统范式和西方经济理论下没有研究的问题、发现没有发现的中国特色经济规律。
丰富研究方法，充实中国特色经济学研究“工具箱”。增强对数字时代新的研究方法的认识，根据能否科学地回答研究问题、能否产生真知灼见来客观评价新方法的有效性，并特别关注其相较于传统研究方法的独特优势。注重不同研究方法之间的融合互补，综合运用不同研究方法来更深刻、更全面地研究复杂问题。充分考察数字时代所涌现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等，需要我们将新研究范式下的方法纳入经济学研究方法体系之中，不断充实研究中国特色经济学的手段和工具。
开展学科交叉，拓宽中国特色经济学研究视野。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时代，学科之间的界限不再泾渭分明，开展学科交叉研究的条件更加成熟。对我国独有的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开展深入全面的研究，这往往超越了单一学科的分析框架和逻辑体系，亟须开展跨学科交叉背景下的联合攻关。例如，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发展理念的全面考察，无论是开展价值评估、影响因素讨论、机制原理分析还是实现路径探索，都超越了经济学单一学科的研究范畴，需要开展多学科交叉研究。数字化为针对中国特色经济的跨学科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也提出迫切要求。
夯实理论研究，实现中国特色经济学方法与理论创新的互促共进。在充实和改造研究方法体系的同时，同步推动理论知识体系的创新。数字经济所具有的高度融合、深度渗透、自我扩张、价值附加等独特属性带来的高度不确定性和复杂性，需要进一步深化相关经济理论研究，加快实证研究成果向理论研究成果转化的节奏。与此同时，在数字经济背景下验证的因果关系、揭示的规律、形成的观点和产生的洞见等，需要通过理论研究才可以一般化、体系化和学理化，进而指导新的实证研究。
在数字时代，经济学研究范式正在发生深刻的变革。以计算化和数据化为主要标志，在计算机运算能力大幅提升和数据获取分析成本极大降低的前提下，经济学研究方法体系也获得极大发展。经济数据分析不再依赖于对传统经济模型形式设定的先验知识，而通过对数据特征的挖掘来探索不同经济变量之间的数量关系，为经济发展和经济决策做出前瞻性的预判。从计量分析到计算分析，再到数据分析，是现代信息技术深入应用到社会科学研究的结果。借助计算化与数据化的手段，创新经济学研究需要深入考察中国特色现象，特别是数字时代涌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形势下我国粮食安全战略问题研究”（22&ZD079）阶段性成果）
